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增强全体人民的凝聚力

编者的话：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要紧密结合干部群众在思想认识上和工作、生活中产生的新问题，突出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不断增强全体人民的凝聚力。”理想、信念与信仰是紧密联系的，它们在价值观和思想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前不久，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指导下，陕西省社科联与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大、西安交大、浙江省委党校等单位在西安联合主办了“全国理想、信念与价值观学术讨论会”。讨论会对理想、信念、信仰与价值观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专题讨论理想、信念与价值观问题，在全国尚属首次。这次会议对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是一次有力的推动。现将会上部分与会同志的论文摘要刊登于此。

陕西省委理论讲师团团长、教授杨来葆副团长杨凡

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不仅对新形势下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作出了科学概括，而且也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境界；既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最新成果，也是理想信念教育的强大武器。特别是在经济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交织、各种思潮相互激荡，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三个代表”是我们树立正确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的精神支柱。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对奋斗目标的理论认识和价值判断，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和升华。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激发出创造未来的精神力量。但是，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客观世界的科学认识上。“三个代表”具有强大的理论感召力，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解决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信心等问题，能在“信”字上深入人心。

首先，“三个代表”从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深刻揭示了我们党的先进性和客观基础。江泽民同志强调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忠实代表，把党的先进性和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紧密地联系起来，不仅坚持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而且坚持了我们党的一贯立场，找到了党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根本途径。深入了解生产力性质，正确解决不同时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途径、手段和方针政策，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充分认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规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觉调整完善生产关系，自觉地改革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中不相适应的部分，始终处于对不断发展着的先进生产力的动态适应状况。正因为这样，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中腾飞而起，步入辉煌。事实雄辩地说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运动到制度，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从革命到建设，开辟了人类社会进步的崭新道路，改变了世界的整个面貌。可社会主义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决不会改变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发展，增强了人们信念的坚定性，坚信我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

其次，“三个代表”从时代进步的高度，深刻揭示了我们党的先进性的理论基础。先进文化是能够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明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精神动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的文化，是时代进步潮流的旗帜。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非常重视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不仅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集大成者，而且是人类新文化的创造者。思想理论建设是文化建设的灵魂，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努力对当前面临的和可能遇到的种种矛盾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进行理论创新，作出科学的解释和说明，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同种种错误观点进行积极的斗争，抵御西方腐朽思想侵蚀，反对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的思潮，扫除一切消极、颓废、落后和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文化与毒害人民的精神文化垃圾；大力推进以培养“四有”公民为目标，以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主要内容的精神文明建设，为发展先进生产力提供服务；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传统，积极借鉴和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大力弘扬科学精神，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创新构建新的时代文化，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忠实代表，站在理论思维的高度，反映时代精神。

再次，“三个代表”从民情民意民心的向背，深刻阐述了我们党的先进性和群众基础。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显著特点。邓小平同志把是否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党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的最高衡量标准，以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和立脚点。江泽民同志强调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背景下更加具有特殊而重大的现实意义。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和环境的显著变化，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经济形式和利益主体的多样化，形形色色的腐败行为滋生蔓延，极大地影响了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这说明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天然、自然地成为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江泽民同志指出：“政治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他强调从严治党，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在党的思想、组织、纪律、作风等方面进行改进和加强，从制度保证和法纪约束上保持党的先进性。我们要始终站在发展和保护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完善制度，确保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现，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西安交大人文社科学院院长、教授刘永富

信离不开谁信与信什么。同一项所知的内容，对某人是所信的内容，对另一人则可能是已被确证为真的内容，对第三个人则可能既不真，又不被信。

信要通过真来确定，因为相信什么实际上就是认为什么是真的。但“相信某内容真”同“某内容真”还不是一回事；“真地相信某内容”同“某内容真”也不是一回事，即“真信”与“所信真”不是一回事。真信与假信是信的两种模态。真信就是真地相信所信的内容，此时的信是一种实际发生的心态；假信只是嘴上说相信，但心目中并不相信，此时的信不是一种实际发生的心态。“所信真”是指所信的内容能成为真实的所知，即能被相应的活动实际地确立起来。

信与不同的“具有普遍性、稳定性”的因素、条件相结合会形成不同的类型。从所信的内容“对生活、对所从事的活动”是否有影响的角度，可以把信分为一般的相信与信念。一般的相信是以“与己无关”的旁观者、认识者”的身份，对“所知道的内容的真实性”的未加确证的认定。信念是与生活目标、生活意义有关的信，是生活或活动的前提性预设或理想。一般的相信所信的是“自己没有参与建立”的，而且往往是事先已经发生的；信念所信的是自己参与建立的，而且往往是对“将来能作成、能成功”的信。

一般的相信主要是信“是”；信念主要是信“能”。根据对自己还是对别人，还可把信念分为自信与信任、信赖。就信念与信仰都是与生活目标、生活意义有关的信来说，二者基本上是一回事。如果说二者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只不过是指信仰是对活动或生活的最高的统一的前提的自觉的信、承认、接受，并把这种信同自己的生活、活动联系起来，自觉地使自己的生活、活动与最高前提协调一致。

信还分为合理的信与迷信。二者的区别主要有三点。第一，迷信在出现了反例甚至出现了矛盾以后还相信。第二，迷信是对本来可论证的东西不加论证就信；而合理的信所信的至少当时是“不可证而又不能不作为必须从事的活动的必要前提”的东西。第三，合理的信只是在实践——包括精神实践——中接受，但并不真正相信“所信的内容”同“被确证的真”一样真；而迷信则相信“所信的内容”同“被确证的真”一样真。

上述各种信又都可分为个人的与共同体的、局部的与总体的。例如，个人的价值偏好是个人的信；而宗教信仰、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则属于共同体的信。

信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或是生存方式的一个方面：信本身不可超越，不可能找到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没有信。在现实中只有“有一种信与有另一种信”的差别，没有“有信与无信”的差别；不能把“不同的信念或信仰、不同层次的信念或信仰”的差别以及“如何、以什么方式建立信念或信仰”的差别混同于“有无信念或信仰、能否有信念或信仰、应否有信念或信仰”的差别。

即使在科学领域中也离不开信。信念（或价值观）、经验事实、逻辑结构，这三者是任何科学理论中的“不可还原且不可少”的终极元素或要素。

信是一切人的不可还原的天赋能力，后天条件只决定或影响这种天赋能力在什么方面、朝着什么方向、如何实现、开发。

一切在后天条件下实现、开发的信，都要么是因为有根据而信，要么是因为无害或有利而信，要么是因为习惯或未遇到反例而信。因此，现实的、特定的信得以建立的根据主要有两条：一是已有的经验。经验会形成习惯。人们倾向于信被经验反复支持、辩护而未遇到反例的内容；倾向于信“与自己的习惯相一致”的内容。二是“当下与未来”的“实际要求或生活需要”。人们总是信、不能不信“需要信”的内容。

西安交大人文学院党委书记、教授王宏波

理想是真理与价值的统一。理想是关于“未来应该是什么”的问题的回答。在理想的追问中，把“是什么？”的问题与“应当如何？”两者统一了起来。而且，未来是现在的延伸，既是现在的时间延伸，又是现在的必然性的延伸；然而，从现在出发通过某种延伸达到的某个未来，未必是人所希望的未来。因为人所期盼的未来，不是“现在”通过自然发生的延伸方式所达到的未来，而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的干预，通过人对客观必然性的选择和利用所创造的未来。人们关于现实的必然性的认识是真理性认识，是对“是什么？”的问题的回答；关于“未来应当如何”的解答所得到的结论是价值性认识。关于理想的问题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它把“是什么”的问题与“应该如何”的问题，综合为一个“未来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包括了对真理的探索和对价值的解读。任何一个关于理想的认识，都包含着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所谓真理原则，就是人们必须依据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依据历史进程的必然逻辑，去设计个人的、社会的理想。如果离开了客观规律和历史逻辑，理想状态的建构就失去了科学依据和客观基础。这种所谓的理想只不过是空想罢了，它既不是事物、历史、现实发展的未来方向，也找不到实现它的道路和方法。所谓价值原则，就是人们所建立的理想，总是人们按照自己的尺度和需要去设想的，人们的理想总是体现着人们的价值标准与价值追求，理想的实现就是人的价值的实现。理想如果脱离了价值的规定性，它就丧失了人为之奋斗的意义，那么它就不是理想而是人对外部事物存在状态的一般性认识。

当人们的个人理想或者社会理想发生问题时，一般表现为对已有理想的怀疑、动摇；表现为两种不同理想的冲突；表现为对未来理想的迷茫。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即理想失范。理想失范的实质是真理与价值的分裂。真理如果脱离一定的价值主体的依托，就缺少实现的社会力量，如果社会主体所接受的社会价值与真理所指导的方向不一致，人们就会怀疑真理的价值性，进而会怀疑真理的客观性；如果价值脱离了真理的基础，价值判断就会迷失方向，价值冲突就会变得激烈起来。价值失去了真理的引导，就必然会建构起片面的理想，也就必然会引起相互间的冲突。

理想的结构对于理解人生理想与社会理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理想既能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也能把人与人区别开来。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区别是理想状态之间的差别。考察个人理想建构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程度需要真理与价值两个坐标。社会也是一样。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一个社会所内涵的社会理想是一个社会的本质特征的反映。如果一个社会所建构起来的社会理想不被社会成员所接受，这个社会就没有凝聚力，这是因为整体社会的社会理想与单个社会成员的社会理想不一致。但是社会成员的社会理想如果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不一致，那么他的社会理想就不能实现。要建构一个整体社会的共同理想，就必须在社会关系方面按照社会发展规律与社会运行的协调机制建构一个协调的社会关系体系。

西安石油学院教授邬(火昆)

在信息社会文明、智能工具生产力高速发展的现今时代，人类以及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正面临着全面智能化、信息化的发展态势。在这一时代大潮的背景下，江泽民同志强调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要求我们的党对这一全新发展态势给以足够的关注和认识，研究其发展的最新情况，总结其发展的规律、把握其未来发展的方向，制定相应的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和具体规划，并从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向上引导、组织和推动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还要求我们必须把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和状况都调整到与这一发展态势的需求相一致的方向上来。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特定时代文化，都具有承继传统和创新构建的双重特色。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也理应是在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融会当代中国和世界的优秀文化成果，通过全新的综合创新建构而形成的一种全新的时代文化。尤其是在今天，中国的先进文化更应该具有开放性、兼容性和广泛适应性。中国共产党人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融会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成果的气度。毫无疑问，主动适应和推进不同国家、民族、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和批判性地融合，乃是我们建设和发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必由之路。

江泽民同志强调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强调我们党具有人民性的基本性质和特征，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背景下不能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在新的条件下，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她所代表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无论在所处地位、所起作用、所面临的任务等方面，还是在阶级状况、人员构成、组织结构等方面；无论是在国内外、党内外关系和条件背景等方面，还是在思想、作风、纪律状况、行为规则和方式等方面，都与当年未执政时期，或与改革开放前有了极为巨大的变化。任何政党都不可能天然成为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就必须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建设，从制度上遏制腐败，从而确保我们党的人民性的特征不被消弱。只要我们按照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原则改进和加强党的建设，大力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建立有效监督机制，根治臃肿、低效、腐败，努力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始终把握住正确的价值理想，并将正确的价值理想及时地转变为现实的价值事实，我们就能够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人民性和创造性，永远站在时代的前列。

第二炮兵工程学院政治部主任张振江政教室教授王勤明

理想是人们的社会政治立场和世界观、人生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表现，是人们最远大的价值目标。理想是主体的最根本的价值追求，是主体的价值意识。人们之所以把某种目标确定为自己的理想，一方面是因为它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它符合自己未来的利益，具有价值，值得去追求。没有价值，就不会成为人们追求的理想。所谓信念，就是指主体坚信某种学说正确，坚信某种事物发展规律与趋势及其未来价值的稳固的持久的观念，是一种主导的坚定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它属于价值范畴。人们的信念有正确与错误之分。正确的信念以真理性的认识为基础，以对未来价值的肯定为动力，是对美好事物的坚定追求，因而是真善美的统一。

理想与信念有着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决定了二者在人的精神生活中的共同作用，这就是激励斗志，催人奋进；也决定了二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共同作用，就是凝聚人心，团结人民。历史上的仁人志士、民族英雄之所以名垂青史，正是因为他们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共产党人的无数先烈之所以写下可歌可泣、惊天动地的壮丽诗篇，也正是因为他们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其先进性决定了共产党从诞生之初，就必须把全人类最崇高、最美好、最远大的理想——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始终把它作为激发共产党人的力量源泉，作为形成国家和民族共同信念的思想基础。共产党人把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作为人生之本，正是源于崇高的理想信念。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我们党始终成为“三个代表”的思想根基。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践行“三个代表”的不竭动力和强大精神支柱。一个人有了正确的理想信念，就会执著奋斗，自强不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了正确的理想信念，就能励精图治，百折不挠。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思想素质，科学的理想信念是党的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的源泉，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的灵魂，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也是我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我们过去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革命和建设的巨大胜利，就是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用崇高理想和各个历史阶段的奋斗目标教育党员，引导群众，凝聚人心，激励斗志。

践行“三个代表”要求是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必然选择，实现共产主义是践行“三个代表”的最终方向和目标。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远大的理想，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经过若干代人不懈努力奋斗才能实现。这就要求共产党人必须进行积极的社会主义实践，大力加强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在经济上，就要始终成为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忠实代表，坚持生产力标准，把能否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衡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准；在文化上，就要始终成为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忠实代表，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政治上，就要始终成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正是由于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科学理解和把握，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这不仅是对建党学说的发展，也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贡献。“三个代表”深刻阐明了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根本任务和努力方向，对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凝聚人心，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主任李建群

在诸多与信念相关的因素中，认知、价值目标、情感、意志是信念构成的最基本的因素。它们对于信念的形成与演变有着直接的意义。对信念的一般构成及基本因素进行分析，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一定的意义。

一、信念与认知。认知是信念的基础，是对于对象的基本了解和把握。认知的核心是求“真”，当主体确定某种信念时，就是确定自己确信不疑的东西是真的。这是信念之“信”的基本要义之所在。被确立为“真”的观念，并非直接就成为了信念，但没有对包括理论在内所描述的诸事实的确认，信念是难以形成的，形成了也难以稳固。信念与认知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密切的联系。区别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其一，一种关于真理的认识可以成为信念，但信念却不限于真理性认识。其二，对真理的认识必须最大限度地抛开如情感一类的带有主观色彩的东西，但信念本身又内在地包含了情感的成份，信念的实践主体往往带有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倾向。其三，对认识与信念所进行的评价标准有所不同，对认识一般是以真理与否或正确与否为评价的基本评价标准，而对信念的评价更多的往往是以好坏或可信与否为标准。

二、信念与价值取向。信念是以价值取向为基础的，其稳定性、基本内容及变化趋势均以价值目标的确立为转移。价值取向是以价值为基本认知作为基础的对于价值予以肯定或否定的主观态度，是主体作为某种结果刻意追求的东西。它作为信念的基本构件，起着某种导向性作用。确立什么样的信念，信念的稳固程度等都取决于主体在实践基础上的体验及其所确立的价值目标。

价值取向的变化决定着信念的变化。在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中主体所形成的价值取向，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根本的或显著的变化之后，必然形成新的对于价值的认同或否定。这种价值取向方面发生的转变，使得曾经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以往的信念发生动摇并进而建立了新的信念。